2019年5月9日14时，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副教授来我校作讲座，题目为“人情与礼制——以三年丧期的争论为例”。此次讲座系儒学讲坛第86讲，由国际儒学院李春颖副教授主持。孟庆楠老师求学燕园，毕业后留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早期儒家哲学，早期经学。孟老师以“从宏观到具体”的逻辑，以“目的—方法—问题”的模式串联起整个讲座内容。

讲座伊始，孟老师便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他用司马迁的《史记》为引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谈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标问题。司马迁的史学意识，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补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纯粹的史料研究，还是带有某种目标的研究，以何种方式来定位中国哲学史，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孟老师认为《汉书·司马迁传》中，司马迁“所为”的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所求”的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有想通之处。哲学史的研究也是要说清楚“成败兴坏之理”，否则，我们搜罗这么多的“哲学史”材料做什么？接着，孟老师以冯友兰和牟宗三两位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子，讲解了什么是“从哲学史到哲学”。冯先生提出：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从某种意义上说，“照着讲”就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接着讲”就有了“变与通”的现实取向。牟宗三先生提出：“文化生命”的承续与创造。牟先生的著作中也有一“中国哲学史”之脉络。

接着，孟老师从“目的”过渡到“方法”，为大家讲述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初，就应该有的“警觉意识”。孟老师引用陈寅恪在《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古人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来分析哲学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孟老师认为，我们应该去尝试理解古人真正说了什么；他们提出这些概念的背后的最根本的关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要“具了解之同情”，体贴论说者的困惑与意图，进而“矫附会之恶习”，带有一种“警觉意识”去理解中国古代义理的表达方式和特点。

在讲述了有关中国哲学史“宏观”层面的研究，孟老师引入了一个“具体”问题——三年丧期，来讲解人情与礼制的问题。由于此问题关涉到中国传统“礼”的思想，同时“礼”又是经学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孟老师从经学视角引入该问题。孟老师认为，传统经学是义理展开的重要载体，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就是以“经学形态”来表述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提出的“天经地义”，由于人位列“天地人”三才之中，故人之道—“仁与义”也应该效法天地。这样“人之常情”也就有了根基。礼制即“人之常情的发现与处置”，乃是对人情的安顿以及对人情的规范。

孟老师通过引入《论语·阳货》中孔子与宰我的对话，来讲述何为“称情立文”，即以“情”作为“文”的根据，三年之丧（为父母服丧）并非是“报偿”而是“自然情感”之延续。这表明，孔子试图以人情作为礼法的根据，更注重礼法的内在根据。不过，“称情立文”毕竟在理论层面存在粗糙之处。所以，孟老师又引入《礼记·三年问》（另见《荀子·礼论》）中关于人情两种极端状况的描述，即邪淫之人—朝死而夕忘之，修饰之君子—至死无穷。这两种状态都是违反人情，也是违反“天经地义”的。所以，对人情的处置，应该“立中制节”，以三年为期。孟老师认为，相对于孔子，荀子的方案更加细腻。

最后，孟老师总结到，礼制乃是对“人之常情”的发现与处置，“称情立文”是对人情的安顿，从“三年免怀”到“立中制节”则是对人情的规范。我们要考虑到人情的复杂性，不能回避，必须去面对。同时，在思考早期儒家的认识的时候，也要反思对当下生活秩序的规定。

讲座完毕，同学们就自己的疑问与孟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孟老师也给予了专业、细致的解答。最后，同学们与孟老师一同合影留念，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字丨孔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