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惟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本指树根。国家象一棵树，民是树根。树根稳固，树才能正常生长。民稳定，国家才能安宁。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一段话出于伪《古文尚书》，在两千多年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民是国君的根本。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民本的思想，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行。例如《吕氏春秋•贵公》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就是天下人民的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但是，秦二世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富，要求天下人民侍奉他一个人。秦二世认为尧舜禹艰苦生活不应该是天子的生活,他认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说：“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史记•李斯列传》）刘邦得天下后，问其父亲：“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我的事业财富与老二比谁更多呢？实际上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富。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述。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同上）此后，不以民为本者，比比皆是，与民为仇者，不绝于世。他们正如贾谊所预见的早晚要失败。有民主观念的人当政，事事想到人民的利益。没有民主观念的人当政，他就胡来，让天下人为自己的私欲服务，最后搅乱天下，给人民带来灾难，也使他自己国破家亡，身败名裂。唐太宗深知这些历史教训，所以他一上台就注意人民的利益，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经常想到前代亡国的教训，他就“不敢纵逸”（《贞观政要•君道》）。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明确说，“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就是天下人民，天下是天下人民的天下。这与《吕氏春秋》的说法相一致。吕书中所说的“一人”就是指天子国君。黄宗羲明确君是客。封建制度不合理，就在于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去掉。然后建立君、臣、民平等的社会，由君、臣、民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由学校来讨论政治的是非问题，制定“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就是要建立平等、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这里讲民主思想，已经有了涉及制度层面的内容，虽然还非常简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已经达到封建时代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二、民与天齐

  《尚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又说：“天命有德”，“天罚有罪”，“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都是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借天的权威，强调民的重要性。统治者的责任在于“安民”、“利民”（德）。西周时代，明智的统治者就提出天命论，认为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认为民的视听与天的视听是一致的，所以统治者要以“敬天保民”作为执政的理念，在民面前作威作福，就是得罪了上天。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会努力使它得到实现。这些事情做的如何，就决定了当政者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因此，他们又从理论上概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语）德，指使人民得到好处。天没有亲戚，它只辅助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有德者。他们把民抬到与天并列的崇高地位，说明他们是极端重视人民的作用的。因此，敬天保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过去有人在“民”与“人”的区别上，讲人是奴隶主，民是奴隶，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产物，比较勉强，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大体，虽能解释少数资料，无法解释更多的理论与事实。中国传统重民的思想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突出的，历代统治者都是重民的。

三、民为神主

春秋时代，敬神与保民作为社会风气同时流行。有的统治者重视神，祭神特别隆重，从人民那里刮来很多财富，准备祭品，作为敬神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每有大小事都向神请示，非常相信神，凡事都按神的意志（卜筮的结果）办。另外一些思想家把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上，要求统治者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然后再去向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例如，季梁说，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经常想着如何才对人民有好处，就是“上思利民”。他又说：“夫民，神之主也。”在古代，蜡烛的芯，叫做主。民为神主，大意是说：神的情绪随着人民的意愿而产生变化。人民高兴，神也高兴。人民不高兴，神也会不高兴。所以，圣王先办完人民的事情，然后才花一点时间去敬神。“民和而神降之福”（《左传》桓公六年），人民安居乐业了，神才会降福，统治者办事才会成功。“民不和神不享”（《左传》僖公五年），人民生活不好，神就不接受统治者奉献给它的祭品，当然也不会给他们降福。在敬神与重民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儒家的典籍中，对只敬神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而对重民则持肯定的态度，这表明儒家是主张重民的，而且在孔子及其弟子、以至于后来的孟子、荀子，都有明确的论述。

四、民贵君轻

无论是将民与天并列，还是主张民为神主，都说明西周以后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重民的思想。当时普遍的观念还是天与神有崇高的地位，风俗是畏天敬神的。天、神的地位都在最高统治者天子之上，如果民与天、神并列，那么，很显然，民的地位应该在天子之上。这是很容易推导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到战国时代才由儒学大师、儒家亚圣孟子概括出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最尊贵，国家是其次，国君排在最后。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为什么民比君还高贵呢？孟子作了这样的比较：一个人得到天子的赏识，可以当诸侯；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当大夫；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够当天子。用后来的史事作注解，就更容易理解。例如李斯本事很大，受到秦始皇的赏识，当了丞相，本事再大，也当不了天子。刘邦没有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当不了丞相，却由于受到人民的拥护，当上了天子。由此可见，民是最高贵的。因此，得到人民，也就得到天下，失去人民，也就失去天下。怎么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就是要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向背是关键，它决定天下大势。孟子的这种民贵君轻思想就是肯定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孟子认为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人才能统治天下。谁能得天下，民心是决定因素，也可以说是民心主宰天下，主宰历史，或者叫民心决定论，民心史观。民心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史观，其合理性、进步性，却是非常明显的。与唯物史观在重视人民大众方面则是高度一致的。

五、立君为民

君与民是什么关系？从儒家典籍中可以看到，《尚书•西伯戡黎》载：在周武王领导人民要推翻商朝统治的时候，殷纣王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说我是有天命的，还怕人民吗？祖伊说：“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大意是：你罪恶滔天，天要惩罚你，你却将责任推给上天。上天按民的意愿，惩罚君。可见，在天意中，民重于君。《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确立君即统治者，是为了人民，并不是为了君本身。如果君不为人民做事，就是违背天命，就要被废除掉。又说：“君，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说民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民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君主的上台下台，是人民决定的。这就是民本思想，这里包含民主意识。君虽然不是投票选举产生的，他们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这个选择的过程虽然不是投票，不是票数的简单多数决定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兴衰成败岂无凭？就凭民心所向。在历史的早期，民心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倾向上。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普通群众主宰世局，而是由众多的士即知识分子的走向决定世局的变化。这时的知识分子（贤士）则是民意的代表。从最后的根源上看，仍然是民众决定历史。秦国重用客卿，发展很快，从小邦升为大国，最后统一天下。从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皇帝就成为政权的代表。人民的意愿通过各级官员反映到朝廷，皇帝进行选择。选择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社会就安定，所谓长治久安；选择不当，不能反映人民的愿望，就会乱了天下，人民起来造反，导致改朝换代。秦始皇统一天下，表明秦的强大。但是，由于秦二世选择错误，诛李斯、去疾，任用赵高；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肯“徇百姓”，要以天下奉一人，皇帝“肆意极欲”，秦二世“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即位两年，天下开始大乱。勉强支撑三年，苟延残喘，终归灭亡。如此强大的国家在与民为敌的路线下，迅速灭亡，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强大力量。君与民的关系虽然间接，有复杂的联系，仍然表达出人民对当政者的最终选择。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历史的真正主人就是人民。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是这么说的，儒家是这么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么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获得成功，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时间比较长，说明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有许多优越性。社会发展以后，人们发现，没有民主制度，社会缺乏稳定性。中国人治，因人而异。现在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柳宗元提出的“吏为民役”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轻视中国文化以后，这些都不算数了。晚了一千多年的说法却成了创新见解。

六、吏为民役

唐代柳宗元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吏为民役”，更加明确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柳宗元也说：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人民“则必甚怒而黜罚之”（《送薛存义之任序》，见《柳宗元集》第616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他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为主，就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就是君“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就是皇帝要一辈子为天下人民服务。在《原臣》中说：“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以天下为事，就是为人民做事。如果当官是为人民做事，那么，与皇帝的关系就是象老师、朋友的关系。如果当官不为天下人民做事，那就是皇帝的奴才。柳宗元讲“吏为民役”，还没有涉及皇帝。黄宗羲认为皇帝也在民役之列，皇帝与百官一起为天下人民做事，都当人民的仆役。这就表达了彻底的“民为主”的思想。有思想不等于有制度，思想有指导作用，制度才有保证。而中国“民为主”只是一种思想，却就是没有制度的保证。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君臣关系逐渐拉开，君臣与民的距离就更远了。“民为主”成为历代思想家所期盼的、非常渺茫的理想。许多七品芝麻官还自以为是人民的“父母官”，忘记了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肆无忌惮，欺压主人，忘乎所以，严重颠倒了主仆关系。

七、强国利民

群众的意见也是变化的。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证明它是好的，最后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会成为多数人支持的意见。我们从子产行政，商鞅变法，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强国利民的改革，开始也会

子产刚开始任郑国相时，实行一系列改革，群众编出顺口溜，表示强烈反对。当时子产认真审查一下自己的主张，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坚持不渝，并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自己宁肯牺牲一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左传》昭公四年）子产自信政策没有错误，不怕别人议论，坚持不改。行政三年，群众热烈拥护子产的政策。商鞅变法时，也有许多人反对，变法成功，民富国强，群众看到好处，也表示拥护。这些事实都表达一个意思：善为众之主。正确的意见更能代表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真正代表群众的愿望。法家人物在政治改革实践中总结出一个道理：“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要实行改革，开始不一定就要跟群众商量。只要改革方向正确，坚持改革，有了成效，人民就会理解和拥护。古今中外的先进性改革都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和反对，道理很简单，任何先进性改革，都会改变群众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因此群众首先反对；其次，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些掌权的利益既得者必须拿出一些利益分给别人，他们不甘心付出，自然就会利用权力，也借口群众意见，来反对，有时还非常激烈。吴起在楚国的改革，由于楚王的死亡，吴起就遭到贵族们的射杀。可见积怨之深，仇恨之大。利国利民的改革，还要有极大的勇气。孔子讲的智仁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有智慧，才能真正往好的先进的方向改革，有仁爱之心，才知道如何站在弱势群体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使贫富差距扩大，以至两极分化，那么改革的方向可能就是借的。没有勇气，在群众的反对下，在权势的围攻下，就不能坚持改革，乃至于半途而废。许多改革家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敢于牺牲。他们是民族的精英，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国家的忠诚卫士，还是与祸国殃民的奸臣作殊死搏斗的忠臣。有时他们表现出残酷性，我以为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政治家如果心中没有人民，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就会自取败亡。王莽矜才拒谏，不听别人的批评建议，导致失败。隋炀帝也是这样，“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贞观政要•求谏》）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与哲学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哲学家与政治家怎么合呢？他们各为自己，就合不起来。只有在为了人民这个共同的目标，为了长治久安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合得起来。这就是在民本思想上的联合。中国历史上所有安定繁荣的局面，总是统治者为人民做了好事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政权的垮台，一般都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能为人民做好事，还做了很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毛泽东倡导“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胡锦涛强调“执政为民”，也都离不开“民”。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本文摘自周桂钿教授的博客，来源：“儒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地点：北京；时间：2007年11月30日。）         （摘录：李博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