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公告
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厚德,一方面是指中国政法大学的所有学生都应该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要具有人文关怀、培养人文情操,学会做人。 明法,一方面是指无论法科还是非法科学生都要通晓法律,具备法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另一方面更表明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应成为昌明法治的主力军,带着对法治的崇高感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
星期四, 五月 7, 2009 - 11:40
国际儒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办“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我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北京梅苑饭店举行了反思五四精神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党校、美国夏威夷大学、天津大学、重庆社科院、中国政法大学……等十七所京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六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十九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历史教学》、《哲学动态》等在内的九家媒体参加了会议;另有部分高校研究生旁听。会议分三个单元进行讨论:一、五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五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三、五四与传统文化。另外,文化与政治、五四与中国哲学、五四精神、五四史、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儒学西传等主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研讨会气氛活跃、新论迭出、讨论热烈,既有对传统的深刻考量,又不乏对中国思想未来发展的理性展望。
在谈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张曙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宿命,一个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未来命运最终决定于其文化本身。在古代中国,文化与政治表现为同构关系,即社会组织(政治)是价值秩序(文化)的合法推论, 虽然荀子试图区分私域与公域,但家(文化与价值)国(政治制度)同构始终是历史主流。五四的价值恰好体现在,它终结了文化与政治的同构关系,使得私域从公域中解放出来,从而,个人自由和人的解放成为可能。
五四不但带来人性的解放,它还使中国人的心智结构发生变革,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构上。在建构新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宋志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灵感,在根本上是由于这种全新的哲学完全改变了古希腊以来哲学的范式,使得哲学从“解释世界”转向了“改造世界”。这种哲学的马克思转向所产生的“实践哲学”恰好从来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因为中国哲学从来就是从践行和体验出发,而不是从玄思和概念出发。宋志明教授因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哲学并不矛盾;相反,当代的中国哲学建构应该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体用之争是无意义的,真正的“体”是当下的“我们”,我们应该做的是“打通中西马,成就一个我”!在会上,与宋志明教授表达了类似观点的还有周桂钿教授(国际儒学院)、王杰教授(中央党校)、强乃社编辑(《哲学动态》)和王今一博士(中国政法大学)。
五四作为一场肇始于反帝反封建背景中的思想变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传统儒学首当其冲地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然而,五四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批判是一把思想的双刃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与会学者也提出了捍卫儒学的观点。如周桂钿教授指出了等级制度的相对合理性;单纯教授(国际儒学院)提出传统儒学中已包含了民权思想的萌芽;林存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指出五四打倒孔家店只是打倒了孔子的偶像崇拜,而不是打倒了中国文化的伟大缔造者——真孔子;张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指出了儒学在构建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关怀中的重要意义;张耀南教授(北京行政学院)主张变“全盘西化”为“全盘化西”,等等。
同时,五四作为一场历史事件,其历史语境、发生发展、价值和局限也受到与会者关注,如孙美堂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指出,由于历史局限,五四作为一场启蒙运动是不成功的;王建伟博士(北京市社科院)梳理了中共早期的“反帝”口号及其批评者;刘丹忱博士(国际儒学院)介绍了学界较少关注的前五四时期的儒学西传;孔祥宇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指出了五四的符号意义和起点价值,等等。
整个会议历时一天,主题发言、会场交锋和会下交流使研讨会严肃而活跃,充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时代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淑世情怀。